[論文摘要]混合掃描將兩種根源性決策模式一理性決策與漸進決策互補，因而可以運用其研究我國高教收費政策，以求決策模式的優化。研究表明，我國高教收費政策基于理性，符合“經濟人，行為特征，但也顯示理性的缺失，主要表現在收費立法制度體系薄弱、成本核算缺乏合理標準等層面;我國高教收費政策也具有漸進的特征，但漸進決策所要求的多元、民主參與聽證等機制尚不健全。建議加強高教收費的立法建設及成本的理性核算，從健全價格聽證等制度建設方面入手，加強資助，落實教育公平，以推進我國高教大眾化順利進行。
理性模式與漸進模式是政策分析中兩種最主要、最基本的模式。理性決策受傳統自由經濟理論中理性“經濟大，假設的影響，認為個人在作出決策時有著充分完備的理性，能夠掌握決策所需的全部知識與信息，從而能選擇最優方案，獲得最大利益。但西蒙認為，這種絕對而全面的理性決策方法只有在理論上或數學等狹小的范圍內存在，而在復雜多變的現實世界中很難找到簡單的線性關系，人們在決策中所依賴的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其中的有限理性，決策的目標不能以“最優”為標準，而應該以“滿意”或“次優”為準則。雖然有限理性更能夠真實地反映決策過程，并突出了非理性因素在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性，但它也沒有跳出理性主義模式所陷人的割裂目的—手段聯系的案臼。而割裂手段和目的之間的互動而進行的方案選擇，便隱含著偏離目標的可能性。漸進決策模式是直接針對傳統理性決策模式的缺陷，根據實際政策制定的特點，從“決策實際上如何做”而不是“應如何做”的角度出發建立的一套極有特色的政策制定模式。林德布洛姆在批判全面理性的基礎上提出漸進決策模式，認為政策制定只能依據以往的經驗實現漸進變遷，在現有方案的基礎上，進行局部范圍內的調適，以適應環境不斷變化的需要。漸進的改革把可能出現的錯誤限制在能夠控制調整的范圍內，一方面避免決策層內部的緊張與沖突，以及過高的政治風險;另一方面又在心理上安撫了各種利益群體和個人。漸進決策還倡導多元、民主決策機制，具有積極意義。但漸進決策模型也有明顯局限性:首先，按照漸進主義途徑取得的政策，必然只是反映最有權勢的團體的利益，和組織渙散的團體的要求可能得不到體現;其次，漸進主義忽視基本的社會創新，只關注短期目標，尋求的只是同以往政策有區別的政策;再就是漸進主義傾向于保守，比較適合于變動節奏較慢的社會，而當今社會環境變化往往又是比較大的，這就導致援引舊例的失敗。
為了克服理性分析和漸進分析的各自局限，阿米泰.埃特佐尼綜合兩種模型的實用價值，針對現實情況提出了公共政策混合掃描分析模型。混合掃描模型在概念上希冀截取理性模型的政策視野，以充分考慮政策選擇、激發政策創意并深人政策楊l;問題;同時截取漸進決策模型的政策弱點，把政策關注力集中在經過選擇的政策方案及其評估上，形成政策焦點，以有效地解決政策問題。
由于長期以來中國的決策方式存在著一些顯著的弊病，例如長官意志、急躁冒進，以及極左思想的影響等等，因此在高級領域綜合運用這兩種模式更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重要意義。我國高教收費政策是在高教迅速發展、財政已無力全部負擔的情況下施行的重要舉措，此舉籌集了高教發展的部分經費，促進了我國高教發展。但學費上漲過快又帶來了系列問題，有的已影響到社會穩定，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運用混合掃描模型探討我國高教收費政策，并探求理性與漸進兩種政策模式進行互補的可能性，將加深人們對我國高教收費政策的認識，從而優化決策模式。
理性決策認為決策者是“經濟大，，其行為目的是追求最大利益，從這個層面說，人力資本理論、公共產品理論、成本分擔理論都為高教收費提供了很好的依據。人力資本理論是符合經濟人的成本一收益假設的，它認為教育程度越高收人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人水平也越低。公共產品理論認為全部社會產品可以劃分為三類:公共產品、私人產品、準公共產品。非義務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就屬于準公共產品。成本分擔理論則發韌于對高等教育準公共產品的認識，本著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視高等教育成本來自四大塊:、納稅人，家長，學生，個人或機構捐助者。
1990-2004年間，在我國全口徑教育經費中，財政性教育經費比重已從85.6%下降到61.7%，占gdp的比例為2.79%，僅相當于低收入水平。以此來支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受教育人口群，線年代初，要求逐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六急值的比例，到上世紀末達到4%。但這個目標從未實現，1996年還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國平均水平(5.1%)。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生均經費此消彼漲，基礎教育生均經費由1998年的2229元增加到2004年的3932元，而高等教育生均經費則由2000年的7309元連續下降到2004年的5789元。即使到2020年，我國公共財政仍將面臨著支撐鞏固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成果和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艱巨任務。高教收費算是另辟蹊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方.面高等教育由大眾化走向普及化，另一方面實行財政緊縮政策。為了彌補大學經費的不足，大學實行教育成本分擔政策，學費持續上漲，教育的市場化趨勢日益明顯。相當數量的高校有一副企業面孔，說到收費都理直氣壯，越收越多，還表示是隨行就市。有的高校收費標準之亂，不亞于某些行業的市場價格之亂。有資料表明，我國18所部屬高校2003年度審計結果，不規范收費達8億多。雖然，高校收費標準年年看漲，卻不見什么高校開過一次價格聽證會。高校收費經常陷人混亂狀態。
理性分析重視立法及制度建設，重視科學的定量與核算，而我國高教收費政策于此不僅先天不足，政策出臺后更是缺少可依的標準。現行的高校收費政策仍是1999年制定的，政策有幾點不足:一是各個學校的培養成本不一樣，但政策卻是一刀切，過去都是3500元;二是政策規定按照學校日常運行成本的25%確定本校的收費標準，這就使得一些高校有可乘之機，故意抬高日常運行成本;三是政策允許同一地區不同學校、同一學校的不同專業收費可以不同，這就導致有些高校追逐熱門專業，并對這些專業高收費。種種原因導致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收費偏高，超過了老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
2007年明，發改委向各地通報了中央部屬高校學費標準，并強調除另有規定外，今后5年各級各類學校的學費、住宿費標準原則上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關標準。這說明成本問題和學費問題已引起中央上層的高度關注，但成本核算十分復雜，而且以前的25%效率指標，顧及公平的指標含糊不清，如“各地結合自身實際”的話語只提供了一個原則卻沒有量化的指標，所以必須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兼顧公平與效率，使建立在成本核算基礎上的收費制度科學合理。
從新中國成立到1984年這漫長的數十年中，中國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費的午餐”。考上了大學，就成了完全的“干部”，家庭負擔自然也無從談起。這充分體現了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當然也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這個時期，除了十年“文革”耽誤的時間，我國高等教育在的支持下，獲得子一定程度的發展。
其一是嘗試招錄少量自費生。1984年教育部規定，可以從參加統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數自費生。這在1985年明《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得以進一步明確，計劃外招收少數自費生。學生應交納-~定數量的培養費，畢業后可以由學校推薦就業。由此打破了以往單一的計劃招生體制，從而使不收費的計劃招生和收費的調節計劃招生雙軌并存。“雙軌制”不僅挖掘了高校的辦學潛力，更主要的是為高校辦學經費來源開辟了又一渠道，第一次打通了城鄉集體所有制單位甚至個體企業委托高校培養人才的途徑。但是，由此出現的統招和委培、自費兩種不同的分數線，使收費和降分在某種形式上掛了鉤，也導致了某些不正當競爭，嚴重破壞了招生錄取的公平、公正原則。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人發展，尤其是在1992年中央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在高校招生總量中調節性計劃所占的比例，從原來的不足20%(自費生不足5%)上升到1992年的30%,1994年又上升到40%以上，沿海有的省甚至超過50%。
其二是對在校學生開始象征性收費。1989年，原教委等三部委聯合發出《關于普通高等學校收取學雜費和住宿費的規定》，當年的大學新生們每年就要交“大學學費”200元，其后，高校收費情況不溫不火，在社會上也沒有引起太大的反應，收費最多的普通專業也沒有超過1000元。這個“低收費”的階段是探索高校收費的階段，這個階段，為數不多的學費也為高校自身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2年6月，原教委、財政部和物價局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普通高等學校收費制度的通知》，為適應改革開放形勢，決定收費不再由中央統一制定，而交由各省級教育主管部門根據當地情形制定。這導致學雜費標準普遍提高，學雜費占高等教育成本比例大幅上升，由1992年的4.34%躍升為12.12%。1993年2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逐步實行收費制度。同時設立獎學金，對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幫助;、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學校均可設立學金，對品學兼優的學生和報考重點保證的、特殊的、條件艱苦的專業的學生給予獎勵。在此政策導向下，除農林、師范、體育等專業的其他專業開始收費。1994年，全國37所重點院校及一批地方高校進行自主招生，取消計劃招生和自費生招生的“雙軌制”，實行“并軌”招生。1995年實行并軌的高校增加到246所，1996年則猛增到600多所，高校“并軌”招生后逐步建立起“學生上學自己繳納部分培養費用，畢業生多數人自主擇業”的機制，高校收費標準進一步擴大。
從1997年開始，高等教育收費并軌，大學生全部實行收費上學，全國高校基本完成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的改革，成本分擔政策在全國高校全面實施。由于學費增長較快，許多貧困大學生陷人困境。1996年12月16日，當時的教委會同計委和財政部共同頒布了《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這是我國高等教育學費政策的基礎性文件，其基本精神為以后的有關學費政策所繼承。該文件提出“學費標準根據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確定。在現階段，高等教育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同時，又規定“具體比例必須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和群眾承受能力分步逐步調整到位”。1999年1月，教育部頒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通過多種形式對高校特困生給予資助，保證經高考錄取和已在校的家境貧寒的學生不因經濟困難而輟學。繼續安排資金資助特困生，地方財政和學校相應配套資助。同時，積極開展高校學生貸學金等多種助學制度的試點工作。
到2000年，我國普通高校本科生的收費標準已近5000元，從2001年起，每年教育部、財政部和發改委都要專門下發通知，強調高校的學費和住宿費的標準都要穩定在2000年的水平，不得提高，現行高等學校的收費標準仍是2000年制定的。從2002年開始，頒布了‘系列高校資助政策，并同時規范高校收費政策。針對高等學校收費出現的新情況，2006年5月教育部會同發改委和財政部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高校教育收費管理若干問題的通知》〔教財[2006]2號):高等學校實行學分制收費必須按規定程序報批，實行學分制收費的學費不得高于按學年制收費的總額，并要加強對高等學校收費的監督檢查。2006年1明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規范高等學校收費管理的有關規定》，明確了高校的行政事業收費內容、標準及執行部門。透明度加大。
從宏觀上看，改革開放以來高考收費體制歷時十多年的這一輪改革，是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的背景下進行的。
“雙軌制”打破了人才培養和分配由全包的格局，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經濟體制在高校招生問題上的一個折射。招生并軌，由包費上學變成自費上學，人們的價值取向在此過渡中發生轉變，認同了高等教育非義務教育的性質，使高教全面收費成為現實。這個過程，基本是漸進的過程，其間折射出觀念、決策及行為方式的變化。目前，高等院校的學費雖然名義上接受中央的宏觀調控，但由于中央沒有明確規定各高等學校的專業水平和學費的具體標準，實際上制定學費標準的主要權利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行使，而且各地往往又給予不同類型的高等院校一定的收費自主權。地方規定一個學費標準和一個浮動范圍，允許各高校在此范圍內自主決定，這樣就形成了學費決策上的三層權力結構。此外，現行收費政策未明確各級和高校的責任及義務，民眾參與力度不夠，制度體系不健全，導致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難以得到切實保障。
我國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的投資體制改革是成功的，但投資體制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借助了家庭的力量，全國普通高校學雜費收人達總經費的1/3，地方高校達2/5，民辦高校達70%以上，有的竟達100%。而本當作為社會力量辦學主要來源的捐資、集資、投資辦學則微乎其微。一方面，學生家長不堪重負;另一方面，高校普遍反映經費不足。長此以往，必將影響高等教育和高校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由此，有必要運用混合掃描模型，將理性與漸進兩種決策模式進行互補，并創造性地加以運用，對高教收費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議。
以往的理性決策難以達到整體統一的價值標準，漸進決策也只能反映優勢群體利益，而混合掃描則致力于公平的價值重構，因為公平才是人類社會公認的理想目標。落實在我國高教收費政策上的公平就是要在收費的同時加強資助，建立獎貸助學金制度，以彰顯教育公平。當前對高教收費及資助的爭議頗多，以公平為尺度才是我國高教大眾化可持續進行的明智選擇。
目前對高校成本的核算尚處于研究之中，其所關注的只是收費合理性的缺究，對收費后可能出現的問題卻缺乏充分的認識與準備。作為經濟人，、部門和高校都有極大的利益追逐，將高等教育作為拉動內需、帶動教育消費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抓，許多地區、部門和高校則把“并軌”制、擴招當作難得的搞錢機遇，隨之而來的是，高校師資力量緊缺、教學設施超負荷運轉、教學質量滑坡等一系列負面效應的迅速顯現。同時，面對節節攀升的學費，越來越多的家庭不堪重負。有鑒于此，應基于《高等教育法》中關于“高等教育投人以財政撥款為主”的規定，加強立法力度，加快成本核算，使高教收費標準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
我國高校的具體收費標準，實行屬地化原則，由各地教育、財政、物價部門研究制定，報省級人民批準。按照有關規定，高教收費標準的審批權限在省級人民，操作方式是教育部門出意見，物價和財政部門負責審核。不難看出，這一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表述的含糊性、決策的不透明性，不僅公眾無法參與高教收費標準的制定，也缺乏必要的外部監督和修正。公眾不能參與意見，意味著高校在教育成本計算方面太過隨意;外部監督的缺乏，則直接導致了目前普遍存在的高校收費管理混亂、名目眾多和花樣翻新。要想遏制高教收費的上漲勢頭，各地在出臺高教收費標準的時候，首先應該由中介機構對高教成本進行科學的、有法律效力的審核，然后進行嚴格的聽證，以建立健全高教收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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