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來，中條山戰役過程中國共兩黨的交涉問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爭論。筆者細繹相關史料之后，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條山戰役發生前后，蔣介石采取激將法和下命令等多種方式“請”出兵配合作戰；在前期，蔣請出兵的真意就是讓八路軍配合軍隊守住中條山，在后期，蔣更多是為了借機消耗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只是主客觀環境使得出兵有些遲，力度也不夠，未能給日軍以嚴重打擊；日軍確實多次傳播“與日軍從不沖突”的謠言，意圖挑撥離間，分化抗日陣營。
近來，中條山戰役（也稱晉南會戰，日軍稱為中原會戰或百號作戰）過程中國共兩黨的交涉問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爭論。鄧野先生的《日蘇中立條約在中國的爭議及其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內有一節專門談到該戰役，隨后楊奎松先生發表《關于中條山戰役過程中國共兩黨的交涉問題》（《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與鄧野先生展開商榷。筆者在細讀兩先生的大作之后，重新檢閱相關史料，覺得有關問題還值得進一步的討論，特不揣谫陋，為文論之，敬請方家指正。
鄧先生和楊先生爭論的焦點，一是蔣介石是否使用“激將法”要求出兵及其真實意圖，二是是否出兵了。關于第一個問題，鄧先生認為蔣是用“激將法”要求出兵，而且“這是個一石二鳥之策，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實力，如不出兵，則以放棄抗日立場之名，從政治上打擊”；則“識破”了蔣的意圖，于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戰區域擺在晉東南和冀南”，而不是晉南，從而使“蔣之激將法失效了”。楊先生不大同意蔣用的是“激將法”，①也不認同蔣意在藉機消耗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的說法，因為這兩者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筆者想指出的是：蔣一開初用的正是激將法，毛也認為蔣用的是激將法；但蔣在發現激將法未起作用之后，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蔣的真實意圖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斷蔣的意圖又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有著重要區別。在前期，蔣的真意就是讓出兵配合作戰，以利中央軍守住中條山；在后期，蔣更多的是為了藉機消耗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也就是說，蔣是想讓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讓同時在兩方面失分，不是所謂的“一石二鳥”。對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兩難問題，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動，出兵則可能讓百團大戰之后元氣尚未恢復的八路軍實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告訴彭德懷：“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兇。不打則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兇，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坐收漁利，并將進攻邊區。” “、朱德、王稼祥關于目前方針致彭德懷電(1941年5月18日)”，轉引自楊奎松《關于中條山戰役過程中國共兩黨的交涉問題》，《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130頁。也就是說，決定量力而行，適度出擊，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軍事上失利。
關于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戰區域擺在晉東南和冀南”的問題，鄧、楊兩位先生似乎都沒有注意到一個重要事實：晉南不是蔣介石規定的八路軍活動區域，在晉南和晉西南也基本上沒有兵力。1939年12月發生“十二月事變”后，控制的軍隊就撤離了晉西南，控制了晉西北；蔣介石的中央軍和閻錫山的軍隊則控制了晉南和晉西。1940年7月16日，軍事委員會發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軍、八路軍（十八集團軍）限期開到“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1〕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變發生的重要肇因。1941年1月17日，蔣在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時候，強調說這是因為新四軍不遵從命令，所以必須整飭軍紀，統一軍令。如果蔣此時命令八路軍參加晉南戰役，豈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一直反對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蔣在一開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采用“激將法”的方式。但在中央軍嚴重失利的情況下，蔣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是“口頭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軍“用游擊戰爭的方法，切斷同
路、正太路、平漢路等”， “周恩來關于與蔣談判情況致中央電(1941年5月11日)”，轉引自楊奎松《關于中條山戰役過程中國共兩黨的交涉問題》，130頁。并沒有要求投入晉南戰場。同樣，之所以主張不把晉南作為主要配合作戰區域，也是鑒于皖南事變的教訓，要避免和軍隊“接觸”或混雜而引起摩擦。 這一點可從5月23日周恩來所說“十八集團軍作戰地界，奉命不與友軍混雜，免致引起誤會”得到印證。詳見《“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周恩來先生致本報的信》，重慶《大公報》，1941年5月23日，第2版。
其實，按的說法，蔣介石不僅僅將了一軍（即激將法），而且將了兩軍（詳后）；對于方面造的謠言，新華社發表社論予以駁斥則是反將了一軍。可見，雙方還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宣傳戰，而宣傳戰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貶損對方的政治形象，這也就是蔣所謂從政治上打擊的著眼點所在。蔣之所以認為可以在政治上打擊，而又必須極力駁斥，則說明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之后，是否與日軍妥協及其政治形象確實遭到了懷疑。這一點，筆者比較認同鄧先生的論證。
關于第二個問題，由于鄧先生主要著意討論晉南戰役所引起的政治爭議，所以他沒有明確說究竟出兵沒有。楊先生則明確說拒絕出兵了，并詳細分析了回應的經過及拒絕出兵的原因。這是楊先生的最新觀點。大約在2005年春夏，楊先生在修訂《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后國共談判實錄》一書時還認為：“（1941年）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蔣介石要求八路軍出動配合作戰，不論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央指示八路軍加以配合仍屬事實。”〔2〕究竟哪個觀點正確呢？筆者認同楊先生早前的觀點：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遲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達到了為中央軍解圍的效果，以及出兵是否還有其他目的等問題，都必須予以認真斟酌。 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日軍是否宣稱“與日軍從不沖突”？鄧先生說“晉南之役期間，日軍電臺多次廣播稱與日軍從不沖突，其實就是為重慶朝野攻擊提供口實”。楊先生則認為日軍不可能散布這樣的消息，因為這反而會迫使不得不打敵，“這豈不是給正在進攻的日軍自己找麻煩嗎”？筆者認為日軍完全可能制造“與日軍從不沖突”的謠言，以挑撥國共關系，削弱抗日力量。雖然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證實是否打敵，國共之間也為此進行了溝通，但確實有意利用了日軍散布的相關消息，想從政治上打擊。
另一方面，楊先生的文章中還存在一些史料運用、解讀方面的問題，值得在此點明，因為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他的判斷和結論。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記記曰：“蔣先生令（劉）為章面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請兩日內答復。周答以即電延安。蔣先生此種作風一如孫老二（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只遭其輕視而已）。”〔3〕楊先生在利用此則史料時說：徐永昌“在日記中頗不以為然，特別以兩字表示反感，認為：‘錯極’。”進而說：“可知在徐看來，蔣這時不過是病急亂投醫，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沒有什么謀略和計劃。”可見“錯極”一語直接影響著楊先生對史實的判斷。但是，筆者認真查閱徐永昌日記，卻沒有找到“錯極”兩字。
5月9日，、朱德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說：“要求我軍配合作戰，唯仍想用激將法。謂如不與日妥協，便應在華北發動攻勢，制止敵進。”“我們方針，決不被其激將法所動，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據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種工作（這是極重要的），按當地情況許可，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據點，在接近豫、陜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并極力發展統戰工作。但不要乘機向地區擴展，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對韓、沈、于、高各部亦暫時停止攻擊。” ：《當前形勢與我們的方針》，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349頁。5月初，與蔣介石對日軍此次在正太路、同蒲路大規模運兵的作戰目標都沒有很準確、很肯定的判斷，認為日軍的目標是和晉南相連的豫陜地區。楊先生和鄧先生都使用了這則史料，但都只引用了電文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關于要求在接近豫陜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等內容則沒有引用，這頗有些讓
楊先生引用了《選集》第13卷收錄的《中央關于目前時局的決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央已經準備另立中央，徹底否認蔣介石的中央了”；“這時不僅拒不派員出席參政會，而且明令各根據地和軍隊不再向國民請示和報告任何事項”。筆者以為，這份決定在多大程度上被執行還需要認真考證，或許其中的部分說法僅僅是一時氣急之語。因為從1月29日前后的相關政策、主張中，都看不出這時中央要準備推倒蔣介石另立中央（詳后）。而且，該決定只是說“努力的方向”是“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而不是要推翻他。〔5〕另一方面，于1月15日就致電說：“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分裂”，“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6〕蔣介石也多次指出沒有進行軍事決裂的實力。事實上，時與勢都不允許此時和蔣介石展開全面的軍事斗爭，否則，也會受到國內外各方的強大壓力，這對是相當不利的。此外，周恩來在這一時期還多次晤見蔣介石，并于3月14日“呈了八個報告，請求放人、發餉、放車、發照”，〔7〕因此并沒有斷絕和蔣介石政治上的聯系渠道。
5月10日劉為章（即劉斐，時任軍令部次長）約見周恩來，5月11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而楊先生在文中說：“（5月10日）這一天及次日，周恩來接連報稱，蔣介石與他談話”。楊先生對這一史實的表述似乎有欠準確。
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1941年的國際國內局勢都是變化無常、分合不定的，我們在研究這一段歷史時，必須順著歷史推演的過程來進行分析，不能輕易用前后相距較遠的事情或史料來推論某特定時段的史實。因為此一時，彼一時也，時移勢易之后各種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情勢都完全變了，決策者作決定時所考量的因素及其目的都大大不同了，所以研究者必須特別注重“時間”這個因素。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說明時勢演化對策略的影響。在1941年二三月的時候，堅持在蔣沒有答應提出的12條條件的情況下，不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詳后）。但是，到了這年11月，已大大降低條件，提出只要蔣“允釋葉挺或允發第十八集團軍軍餉”，就可出席參政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在蔣仍不同意的情況下，乃于11月15日明確表示不出席參政會。但第二天，中央卻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指示董必武等出席參政會。〔8〕之所以降低條件，共產國際之所以要與緩和，重要原因之一肯定是蘇德戰爭爆發后，國內政治環境改變，蘇聯也需要中國加強抗日力量，牽制日本，以防遭到日、德東西夾擊。
“時間”因素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另外一個方面，即延安、重慶以及各個分散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之間因通訊不便捷所引起的“時間差”，這種“時間差”導致很多事情不可避免地滯后一兩天甚至數天，這一點對國共之間的協商、出兵的早遲有著重要影響。
筆者以為，要清楚地闡述上述各種問題，必須首先厘清此次戰役之前（特別是皖南事變發生之后）國共關系的演變過程，國共雙方爭執的焦點是什么，國共雙方的軍事關注焦點是什么，軍事高層是什么時候開始認真準備應對日軍攻擊的等問題。
（一）蔣介石：從政治解決到軍事解決問題 后，蔣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發表命令，撤銷新四軍的番號。然而，此舉激起了方面的強烈反應（詳后），國際國內也極其關注中國是否會發生大規模內戰。
國內的中間勢力與普通民眾對政局發展深感憂慮。中間勢力一度展開積極行動，力圖調解國共沖突，促成國共團結抗戰。 關于皖南事變前后中間勢力與國、共兩黨的關系，請參見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書店，2004年，128-207頁。筆者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考論（1939-1941）》一文也有討論，待刊。1月20日，遠在香港的顏惠慶觀察到：“新四軍被消滅（部分），這使人們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憂慮和失望。”〔9〕2月22日，有
1月25日，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正式向蔣“質問”此事，蔣認為此舉“實為變相之壓迫與恫嚇”。兩天后，蘇俄又突然決定調換駐華軍事總顧問，蔣感覺到這是蘇俄“對新四軍案表示之又一姿態”。〔12〕同時，蘇聯的《真理報》也“開始評責本黨（即——引者），謂此事系本黨持狹隘之黨見所致。且謂其他軍隊亦將被解決”。〔13〕
英、美兩國也頗為關切中國是否會爆發內戰。1月24日，華盛頓國際電訊稱：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對于中國國共之內爭曾表示關懷之意”，并因此“使擬議通過中之五千萬美金貸款緩期實現”。次日，蔣急電宋子文訊問“此息如何”，要求宋“最好請美聲明否認，并將交款手續從速完成”。〔14〕2月1日，蔣在作“上星期反省錄”時又說，由于“美國受共黨宣傳鼓惑更甚，其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子文甚以為慮”。〔15〕
到1月27日，由于外間“同情之處置者并不普遍，尤其蘇英美各國人士”，〔16〕因此蔣特發表正式聲明，并于29日專電宋子文，告以“其實國內對此皆知共黨兵力極弱，不及全國軍隊總數百分之二。以中國最近有百十九軍之多，而新四軍與第八路軍不過共數兩軍耳。請兄以實狀”告知美方。〔17〕同日，他又專門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談話，“明告以實情”。2月3日，蔣親筆致函斯大林說明情況，并于當天下午約剛剛卸任的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福爾根敘別，“徹底懇談第十八路軍情形與中蘇國交關系約一小時半”。〔18〕
但是，到2月7日，國際間對于新四軍事件，仍然“群以中國將發生大規模之內戰為懼，且頗多受方面宣傳而不直之處置者”。〔19〕2月8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居里謁見蔣介石，轉陳羅斯福總統的意見：“中國共黨與國民相類者多，相異者少，深盼其能排除異見，為抗日戰爭之共同目標而加緊其團結”。 蔡盛琦：《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5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457頁。需要指出的是：3月6日，周恩來致電說：“居里要求中國與蘇聯疏遠，但與維持關系，不要破裂到內戰。”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508頁。在蘇、美等國的壓力下，蔣決定對改行“政治從寬”的方針。 1月24日，蔣就告訴王世杰：“對于共黨，軍事方面須嚴，政治方面不妨從寬”。《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14頁。
此時，提出：如果不接受其提出的撤銷1月17日命令等12條條件，就不出席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對此，蔣以比較和緩的姿態予以處理，同意黃炎培、左舜生等人提出的組織“特別委員會”來商談問題的意見，并由黃、左等人居中協調接洽，力爭讓參政員出席參政會。但在商談過程中，各方的認識和理解很不一樣，對該“特別委員會”如何設置，性質如何，職能如何，分歧非常大，最終未能達成妥協。參政員終未出席于3月1日至10日舉行的參政會。
在2月22日周恩來一度嚴詞拒絕代表張沖的有關提議時，蔣就在思考對究竟應該“消極防制”還是“積極剿除”，或者“暫置靜觀，沉機待變”。3月3日，蔣又在思考“如攻榆林時之對策”，他覺得一種對策是守：“令榆林積極準備防守工作”；另一種對策就是攻：“準備進攻陜北”。 〔20〕但蔣仍然沒有放棄政治解決的方案。3月14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商朱軍善后意見”，即十八集團軍的處理問題。25日，蔣再約請周恩來夫婦聚餐；唐縱認為此舉“無非想緩和的決裂”，而蔣“謀國之心，亦良苦矣”。〔21〕但蔣則從周恩來的態度中觀察到“無妥協之望，應研究對策”。〔22〕27日，關于組織“特別委員會”一事無果而終，意味著政治解決問題的暫時終結。隨后，蔣決定采取軍事手段解決問題。
3月29日，蔣日記記曰：“陰狠，毫無悔禍就范之意耳”。隨后，他在預定4月份的大事時，就列出了一項：“陜北軍事計劃之核定”。〔23〕4月3日，蔣舉行軍事會議，會商“西北共軍之防范問題”，接下來幾天，何應欽、徐永昌、朱紹良、蔣鼎文等人又在密集研究如何進攻陜
北。7日下午，何應欽前往西安。〔24〕12日，蔣致電何應欽“指示鞏固榆林之部署計劃”。14日，何應欽電告蔣介石：“（一）陜北匪區地形，易守難攻，如采取攻勢時，應實行圍困之方法，先取匪區之鄜縣、馬欄、慶陽、環縣曲子鎮、定邊、鹽池等外圍據點，及截斷吳堡以北黃河各渡口，爾后依情況再取延安。（二）匪情判斷：甲、如日寇對我加緊進攻，我軍主力他調，陜甘空虛時，匪將大舉進犯關中，奪取西安、寶雞。乙、敵情無特別變化，我對匪軍亦無特殊動作互保現狀時，匪將配合軍事政治力量南守北攻，相機掠取榆林、三邊、伊盟各區域，以擴大其邊區，而謀打通國際路線。丙、我對匪逐漸壓迫其至邊區各據點，其感受威脅或竟不能保有時，匪將留一部利用陜北有利地形牽制我軍，以主力線日，蔣介石再次邀集白崇禧、劉為章、張治中、衛立煌、徐永昌等人討論，劉為章“以為敵必先攻陜西，我對此宜早閃擊陜北共巢而肅清之，然后固守長安，放棄洛陽及中條山”。徐永昌則認為“敵不必先攻陜西，我攻陜北，敵必乘隙來收漁人之利，此我邀敵來也（我渭河兩岸大兵固為敵所重視）”。21日，徐永昌再次向蔣進言“對陜北雖積極準備，但必待共先動我后動”，因為“果我先下手者，一則因地形與訓練未必能一舉成功，一則因此引出日寇渡黃侵陜，萬一有失，我何以對人民”。〔26〕由于陜北確實是易守難攻，而且進攻陜北可能招致日軍乘機進攻陜西，蔣終未決定對陜北展開軍事攻擊。24日，何應欽返回重慶。從“立即準備大舉反攻”到“軍事守勢，政治攻勢”
1941年1月14日，、朱德通報、陳毅、周恩來等人，指出要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的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高潮”。認為“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323頁。 的有關文電多是多人聯名發出，接收者也是多人，為行文簡便，本文僅列舉相關重要人物。“佳電”即指1940年11月9日的《為顧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葉項復何應欽白崇禧電》，詳細內容參見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83-87頁。但是，1月15日致電說：“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分裂”，“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27〕
隨后，中央就改變了策略，1月20日在致周恩來、彭德懷、的電文中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后能夠有力地轉入攻勢。”〔28〕同一天，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辦法，主要是：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懲辦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等人；廢止，實行民主政治。1月25日，周恩來將提出的12條辦法轉交給蔣介石。
27日，毛又告訴周恩來：同意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逐步撤退的辦法，在蔣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軍番號，宣布“叛變”)以前，辦事處仍留少數人不走；蔣介石不取消1月17號的命令并實行12條，則不能恢復談判，這個態度是完全正確的。〔29〕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把蔣取消八路軍番號和宣布“叛變”才看作全面破裂，并且是開始破裂。此后又多次說從開始破裂到全面破裂還有一段時間，這一點是把握此時政策的一個關鍵。
1月29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中央關于目前時局的決定》。在會上發言指出：蔣介石1月27日講話，說皖南事變只是所謂軍紀問題、局部問題，我們必須說明是政治問題、全局問題、外交問題；從開始破裂到全面破裂還有一些時間；應公開批評蔣介石；日本企圖使中國徹底投降，親日派想推動蔣介石由抗戰到投降，蔣介石目前還是第三集團。同一天，毛又致電周恩來說：“從破裂開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個過渡時期，其時間快慢長短，依國內外各種條件決定。我們方針，不是促它快，但要準備它快，在蔣沒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辦事處尚須留下少數人撐持門面，因此相當的時間是可能有的。”“在沒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
們并不斷絕和他們往來，惟對兩黨關系，須堅持我們十二條件，不再談其他問題(如北移、擴軍、邊區等)。”〔30〕
2月2日，告訴彭德懷、周恩來等人：“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屬第一”，我們的方針是：政治方面，繼續攻勢，堅持12條，在適當的條件下不拒絕妥協，但目前絕不松口。統戰方面，注意團結中條山、河南、湖北各友軍，“大大發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進攻，良機難得，以德報怨”。“中央決定在蔣介石對新四軍問題沒有滿意解決以前，我八路軍停止給他任何呈報(戰報亦停止)，亦不向他請領經費。他的來件，辦事處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復他”。〔31〕
2月3日，、朱德發出指示：目前中央軍與敵決戰，我軍暫不應挺進豫西、陜南，軍隊的行動“均以打敵人為原則”；“發展河南是決定了的，但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戰，不是去打頑”。2月7日，、朱德再次發出指示：“目前中央軍與日寇正在展開戰斗，八路(軍)不宜南下。新四(軍)西進亦不宜過猛。”〔32〕可見，這時的策略是避免與的軍事磨擦，特別是在中央軍同日軍作戰的時候。
2月14日，致電周恩來指出：蔣介石“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頓(只說可能)”，“目前是時局轉變關頭”，“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只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才是極錯誤政策。政治攻勢反是，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故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八個字是完全正確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33〕
針對此時有一批八路軍、新四軍的將領主張對蔣展開軍事攻勢，到大后方進行對蔣游擊戰爭的情況，、朱德特于2月17日致電彭德懷等人，強調：“目前黨的政策的中心出發點是利用日蔣矛盾，日蔣還有嚴重矛盾，故必須利用之，因此我們采取了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的政策，這個政策的時間愈長愈有利，愈短愈不利。”“必須抑制部隊中可能發生的急躁情緒，必須使部隊高級人員懂得，一方面要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動上避免引起過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遲愈有利，愈早愈有害。”〔34〕3月18日，再次告誡全黨：“在全國和各根據地上，要反對對時局認為國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發生的許多不正確的意見。”〔35〕
與此同時，也沒有放松防范蔣進攻陜北的準備工作。4月8日，毛致電周恩來說：“蔣有派兩個師繞道綏西進駐榆林向我壓迫訊，……蔣之目的在奪取鹽池，壓迫綏德。請嚴重向蔣交涉。”9日，毛再電周恩來說：根據各處消息，蔣介石有從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壓迫的可能，請一面向蔣抗議，一面告訴劉斐，鹽池為我給養命脈，如被占領非與蔣拼命不可。10日，毛一天三次致電賀龍等人，指出：何應欽到西安布置“剿共”軍事。你們應做好準備，并準備抽調五個團待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為保衛延安之用。〔36〕
4月16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蔣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難，即財政、外交與中間派問題，中間派對投降與都不積極，財政困難更大。目前不會有新的高潮，蔣介石進攻陜甘寧邊區似還不會立刻到來，但我們必須準備。”〔37〕直到5月5日，毛還要求各將領“不要松懈防蔣之心”。〔38〕 知，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演變的結果就是，4月3日到24日期間，蔣一直在認真探詢進攻陜北的可能性并作了一定的準備，而疏于防范日軍進攻中條山。雖然力圖延緩蔣全面破裂，但也沒有放松防范蔣進攻陜北的準備工作，也就是說，國共雙方的軍事關注點都一度集中在陜北的攻防上。
中條山位于晉南黃河三角地帶，廣袤數百里，形勢險要，中條山的中央軍在此牽制日軍數萬兵力。日軍曾對此地區進行了13次掃蕩，都未能占領該地區。而一旦日軍攻占中條山，則其渡河南犯、西犯就沒有了后顧之憂。只要日軍渡河攻占了西安，則不僅僅對四川（重慶）有重大威脅，就是對陜北（）也有重大威脅，甚至還有可能西進新疆，對蘇聯形成威脅。可以說，中條山地區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事實上，重慶各方包括蘇聯軍事顧問早就在提醒蔣，日本可能攻擊陜西。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訴經濟部部長翁文灝，中國“應防（日軍）侵攻昆明，及陜西同時并攻”。〔39〕日蘇中立條約于13日簽訂之后，日軍就開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
記記載說，從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敵增兵之訊，幾于無日無之，其氣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亦似敵必取洛陽西安者，洛陽判斷如此，而情報亦確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訴蔣，不宜先下手攻陜北，因為此舉可能“引出日寇渡黃侵陜”。〔40〕但是，軍方高層并沒有認真、快速地作應戰準備，參謀總長何應欽從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陽呆了三四天），用的話來說，就是在作進攻陜北的軍事部署。4月20日，何應欽在洛陽召集軍事會議，指出：“晉南之敵，似將奪取我中條山，企圖徹底肅清我黃河左岸之部隊，爾后進犯洛陽、潼關，以威脅我第五戰區之側背，或西窺長安。”〔41〕從何的語氣可以推知，他對日軍是否將攻取中條山仍然沒有十分肯定的判斷。更有意思的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從3月下旬赴重慶參加五屆八中全會（3月24日開幕）開始，至少4月20日還沒有返回洛陽，何應欽召集軍事會議的時候，衛立煌居然沒有參加。蔣則一直到25日才“預定”加強中條山和洛陽、潼關的工事。5月2日，軍事委員會電令第一、第二、第五戰區做好應戰準備。5月3日，第一戰區才制定了作戰計劃。無疑，方面的應戰準備太遲、太不充分。徐永昌事后就總結說這次戰役失敗的原因有：“一、各渡河前岸無防御工事；二、措置垣曲等重要地帶部隊特別脆弱；三、半月前已知敵進犯但無適當準備；四、本部早已呈準令其（準備），而以俊如（即衛立煌）遲到，未能如期做到。” 《徐永昌日記》（手稿本），1941年5月23日，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17頁。蔣介石也有相同的觀察，見葉惠芬《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6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294-295頁。
5月7日晚，十余萬日軍發動全面攻勢，第二天戰略重鎮垣曲就失陷了。6月初戰役結束， 關于此次戰役的結束日期，編撰的戰史有說5月27日的，也有說6月17日的；日軍編撰的戰史也說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記卻記載說：6月3日，日軍正式宣布晉南戰役結束。見《徐永昌日記》（手稿本），1941年6月4日，第6冊， 125頁。中條山根據地失陷。6月30日，蔣介石在總結與反思這場戰役時說：“晉南損失與傷亡雖不如南京失陷時之大，然而危險與壯烈則過之”。〔42〕日軍編纂的戰史也說：日軍“實施完整的包圍作戰，擊滅了中國軍主力。其戰果乃在中日戰爭中所稀有”。〔43〕戰爭的激烈與慘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對日軍的強大壓力，為了讓處于劣勢且疏于準備的中央軍保住中條山根據地，蔣不得不向求援。5月5日，在敵軍開始攻擊之前，蔣就“令（劉）為章面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請兩日內答復，周答以即電延安”。〔44〕5月8日，復電周恩來：“（一）對于敵軍進攻，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二）對于要求我們配合作戰，須告以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三）我們要求事項：（甲）速解決新四軍問題，（乙）速發餉彈，（丙）停止，（丁）派機送周回延開會。”〔45〕此電的要緊之處在于，既要告訴當然會配合作戰，同時也要趁機提出要求，解決此前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毛指出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這一點還排在第一，說明毛非常重視此時國共團結對敵的必要性以及標舉這種口號的重要性。
在還沒有收到肯定答復的情況下，又想借用社會的力量將的軍，激出兵。5月8日下午，在軍聯席會報會上，劉為章“提議發動各各團體呈請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如果部隊不策應作戰，顯然系違反抗戰立場背離民眾意旨，是自棄也，且其結果將引起共黨內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戰，則足以協力打擊敵軍，亦國之幸也”。而劉為章之所以有此提議，則是因為蔣介石“囑其與周恩來談話”。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206頁。根據當時絕大多數的情況看，延安發給重慶的電報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轉達給，而的復電是8日才發出的（具體上午還是下午，無從得知）。也就是說劉為章在開會報會時，應該還沒有收到周恩來的答復。又，梁漱溟說“自己有電臺，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梁漱溟：《我
努力的是什么？——抗戰以來自述》，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164頁。劉為章有此提議，或許不是蔣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蔣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對蔣讓劉為章找周恩來面談這種方式是很不贊成的，認為“蔣先生此種作風一如孫老二（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只遭其輕視而已）”。而唐縱則認為“提議發動各各團體呈請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體現了“委座之賢能誠不可及也”。〔46〕也就是說唐縱贊佩的是用激將法這種方式，因為它借用的是社會的、民間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對的是由軍令部次長面談的方式，因為這是官方行為。當然，所謂劉為章“面詢”云云，至少在聽來，肯定是一種反問或質問，所以稱之為激將法；其實，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認為是質問。徐永昌5月9日的日記就記載：在會報會上，蘇聯軍事顧問崔可夫就“藉委員長質周語，會報時提議命令十八集團云云”。〔47〕 對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來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5月9日的會報會上，會議由多數人議決：“一、令衛立煌指揮朱德作戰；二、以蔣委員長命令并敘日人乘我內部磨擦將侵洛、潼，十八集團如尚不放棄抗戰，應即加入作戰。”徐永昌對此很不贊同，他說：“共軍不加入作戰，國軍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協將置委員長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應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戰命令。”此處徐永昌提到的“委員長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蔣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往“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認為即使此時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也必須“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戰命令”。會議結束之后，徐永昌覺得如果“即對該軍下令，必貽后悔”，特再次電話告知蔣介石：“（二）我們應告周恩來以前日之話是警告性質，彼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的良心，這次敵人進攻，十八集團打敵不打敵，即證明其與敵妥協不妥協。（三）同時亦不必令衛立煌指揮之，因周恩來自會知照朱、毛。（四）我們真要對之妥協，亦必待敵人此次攻擊過去平息后再與商討，不應在敵人進攻時示弱也。”此處的第二點很值得注意，因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蔣添的，也就是說蔣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軍配合作戰，但要提醒：你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的良心，這次八路軍打不打日軍，就是與日軍妥協不妥協的證明。蔣采用的仍然是激將法。而且，蔣“完全同意將二三兩條即電話為章辦理”，因為第二天早晨劉為章又約定周恩來見面。〔48〕雖然這時蔣介石已經得知的答復，并認為這是“藉此要脅，應以淡然處之”，〔49〕但依然命令劉為章再次約見周恩來，可見他是非常急于“請”出兵配合作戰。
此時，不僅蔣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揮官衛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朱德致電彭德懷說：“關于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請擬一部署計劃電告。”〔50〕同一天，衛立煌也致電彭德懷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需要注意的是，此處說的是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而不是蔣介石要求配合作戰，這說明衛在5月10日之前已與聯系過，而且此舉很可能沒有告知蔣，不然蔣不會在5月9日還同意“不必令衛立煌指揮”朱德，并讓劉為章在5月10日再次約見周恩來，自己又于11日親自約見周恩來。 抗戰期間衛立煌和方面有比較密切的合作，但這種合作卻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疑慮，認為是一種很大的內部威脅。詳細情形筆者將另文專論。蔣告訴周恩來：“只要你們用游擊戰爭的方法，切斷同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敵人一恐慌，一定會恢復原狀”，“你們如配合行動，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有了成績后自然發給”，“各地捉人，要使他們安心，我一定命他們放人”。 “周恩來關于蔣介石要求華北我軍配合作戰等問題向中央的請示電(1941年5月10日)”，“周恩來關于與蔣談判情況致中央電(1941年5月11日)”，轉引自楊奎松《關于中條山戰役過程中國共兩黨的交涉問題》，130頁。大概周恩來的回答較為積極，所以蔣判斷“對晉南戰事或能望其參加擊敵也”。〔51〕可以說，蔣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頭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電下命令。這兩者間有重要的區別。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記就記載說：蔣命令新四軍限期移往黃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頭告知第十八集團軍駐渝代表，其尚未用文電者，或系略留伸縮之余地也”。〔52〕由此可知，蔣即使不得不下
最遲在5月14日，“朱德亦已與衛立煌通電，將夾擊敵軍”，〔53〕也就是說八路軍已正式答應出兵配合作戰。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蔣還沒有得到八路軍為配合作戰而切實行動的訊息。當天，王世杰的日記也記載說：“晉南戰事，我方損失頗重。軍隊迄今仍無協同國軍作戰之行動，軍部方面甚憤慨。”〔54〕5月21日，蔣約集各軍政大員商議中條山撤兵問題，考慮到“敵以大兵力圍攻，而軍隊復在后方相牽制”，“乃商定酌留兩個軍交閻（錫山）留守晉西，另酌留一部在晉南及膠東地區游擊，余均撤退渡河南岸”。〔55〕
也是在5月21日，《大公報》發表社論《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吁》，內稱：“晉南戰役，業已經過半個月之久……而十八集團軍集中晉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同作戰，則系事實。”“在民族的大義名分之下，十八集團軍應該立即參加晉南戰役……我們謹代表國民輿論，作熱誠激切之呼吁！”〔56〕
當天晚上，周恩來即致函《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與王蕓生，“負責”地敬告他們：十八集團軍必定對敵作戰，而且，“在貴報社論發表一周前，晉南白晉公路一段即為第十八集團軍部隊襲占，停止通車；其他敵區戰事尚在發展，只因遠在敵后，電訊聯絡困難，此間遂不得按時報道”。同時，“十八集團軍作戰地界，奉命不與友軍混雜，免致引起誤會。我們現在仍守漳河之線〕此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周恩來說的因“電訊聯絡困難”使得前方戰報不能及時予以報道；二是八路軍有意要與友軍劃界作戰，以免混雜而引起誤會，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報》將周恩來的來信全文發表，并再次發表社論指出：“我們前天的評論，其實只一句話，就是期待十八集團軍將協同作戰的事實盡速表現出來。我們愿聲明，只要有此事實，就滿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戰果”。〔58〕由此可知，《大公報》在意的是一種事實：出兵打擊日本的事實，而并不在意其戰果。這種事實恰可以證明與日軍有沒有妥協，這一點正是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以后朝野各界最懷疑的地方，也是蔣介石說如果不打敵，則從政治上打擊的著眼點所在。關于此問題，鄧文已有較詳細的討論，此不贅。只補充一條史料予以說明：5月23日，黃炎培等人公電等，“請速與中央軍協力抗敵，御西犯敵軍，間執讒慝”。①也就是說，中間派確實出來說話了，呼吁出兵助戰。正因為如此，和周恩來都強調八路軍必定對敵作戰，因為深知如果不打日軍，將給自己的政治形象帶來嚴重的傷害。
23日的《大公報》社論還敦促“擁護國民”。26日，致電周恩來指出：這是的第二個將軍（第一個問我們是否配合作戰，第二個問我們是否擁護中心，都是向我們將軍）。毛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暫時置之不理。〔59〕25日，《新華》以社論的形式刊發了前述周恩來寫給《大公報》的信，認為這是對的造謠污蔑反將一軍。28日，《解放》又發表社論《謠言與煙幕》，針對說不打敵，以及日方制造的“與日軍從不沖突”等謠言予以駁斥。可見雙方都很重視運用宣傳來鞏固本黨的政治形象。 應出兵及出兵的效果
在討論是否出兵這個問題時，必須明確一點：和一樣，都擔心對方投降日本；而且，在看來，蔣介石也是意在與日本妥協。5月14日，在致周恩來的電文中就指出，蔣介石“發動兩次自毀藩籬的高潮給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進攻，但蔣的這個政策根本錯了。
另一方面，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也確實讓蘇聯的形象大為受損，讓遭受很多國人的質疑，懷疑會追隨蘇聯的步伐，和日本妥協，從而不配合中央軍對敵作戰。1941年4月17日，黃炎培“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亦到，請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系，至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60〕19日，沈鈞儒、王造時、張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親蘇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蘇聯大使潘又新，詢問日蘇協定之意義，意存責問”。〔61〕23日，唐縱日記說：“聞向日同情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62〕從這幾則史料足以看出在此時受到的輿論壓力是很大的。但必須指出的是，中條山戰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中蘇英美間的合作更加
5月8日，要周恩來答復，配合作戰是“當然如此，不成問題”。同一天，起草的《關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總結》則指出：中日間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共間的階級矛盾依然處于從屬地位。〔63〕5月9日，、朱德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日來平漢、同蒲各路運輸甚忙，戰事有在近日發生可能。判斷經此役氣焰當大減殺，時局有好轉希望。”“要求我軍配合作戰，唯仍想用激將法。”“我們方針決不被其激將法所動，……在接近豫陜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并極力發展統戰工作。但不要乘機向地區擴展，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64〕此電非常重要，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這時還不知道晉南戰役已經正式打響了，這也說明的通訊聯絡確實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幾天；第二，要求在戰事可能發生的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而且各地不能乘機向地區擴展，以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
5月14日，、朱德又致電彭德懷：“據悉：敵兵沿黃河增多，飛機亦有增加，敵似有在飛機掩護下搶渡可能，我軍于此時機有在敵側背給以打擊以振奮之必要”。“目前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占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激將法所沖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區域應是晉東南與冀南，其他作為次要配合區域（即按尋常狀態作戰）。”〔65〕強調，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而且，把八路軍一直在進行著的與日軍的作戰（即尋常狀態作戰）也看作是配合對敵作戰。關于這一點，《年譜》中的一則材料可以說明。5月18日，和在通報冀南軍區動員群眾擊敵、破路的戰績時說：“冀南軍區為粉碎敵之全面占領冀南及實行‘清剿’的企圖，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軍區四、五分區，動員群眾兩萬余人，實行了五天的大破襲。計大小戰斗十七次，破路、破墻、填護路溝共十四次，攻克敵六個據點，斃傷敵偽一百三十余人，生俘偽軍五十八名”。〔66〕在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對敵展開破襲戰的時候，他們根本還沒有接到配合中條山戰役的命令。
5月15日，致電彭德懷、左權，要求八路軍“總部應與蔣介石、徐永昌、衛立煌、閻錫山通報，不斷告以敵情、戰況，特別是勝利消息，表示我軍熱心配合作戰，并向他們請示，以影響其抗戰決心，爭取國共好轉”。〔67〕此處的一個關鍵是：要用實際行動及勝利消息來振奮，加強其抗戰決心，同時爭取國共關系好轉。5月18日，、朱德又致電彭德懷，對其提出的作戰計劃表示同意，并且說：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區域和次要配合區域的觀點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此時一方面要力圖打破“與日本妥協”的謠言，另一方面則要力圖加強的抗戰信心，防止對日妥協。把這時確實存在的可能由美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的行為稱之為“東方慕尼黑”，并要竭力打破這種陰謀。
從4月底開始，日本就與美國秘密協商美日協定及“中日問題”，5月1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致電美國國務卿赫爾即稱：“日本應允與美國會談，是以美國不參戰及對重慶國民勸告和平為前提。”〔68〕15日，熊式輝與蔣介石之間進行了一次很有趣的對話，熊式輝是這樣描述的：“總裁電話召赴黃山談話，承詢對一般局勢觀感，余對曰：論者有憂慮德日蘇將相互諒解，德控制歐洲、日控制東亞、蘇在近東自由活動，總裁曰無慮。余問美國不斷發表倭寇和談消息，不知有無若干事實？總裁曰無其事。余言外間對日本和平攻勢并不重視，對美國所傳中國態度即和平建議必由美國提出始肯加以考慮云云，則頗為注意，總裁無表示。”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277頁。5月23日，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在日記中說：“外長hull〔赫爾〕約去談。他談了一點十五分，說大局甚危急，使他日夜焦心，昨夜竟不能睡。他說，日本各方設法來謀拉攏日美兩國
。他問我，中日戰爭有結束的可能嗎？若能把日本拉過來，使他脫離軸心，使他保障太平洋和平，使中日戰爭得早結束，豈不很好嗎？有什么法子可以使日本在四個月與六個月之中不出亂子嗎？”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442頁。蔣對熊式輝提出的中國可以接受美國出面協調中日和談的問題“無表示”，說明此時蔣介石確實在探詢相關的可能性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動。
5月19日，莫斯科的《真理報》報道來自紐約的消息說：“美京盛傳日本已向美提議，請美國調停中日戰爭。”〔69〕第二天，周恩來就將此消息告知，并指出：“在中國方面，隨著困難增加而來的靠美和降日的空氣，恐將會得到更大的反映，這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個趨勢。”〔70〕隨后，方面就極其重視這種“東方慕尼黑”陰謀，而且認為中條山戰役也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因此力圖打破這種陰謀，“拉”繼續進行抗戰，而“拉”的方式之一就是要積極出兵配合對敵作戰。 向八路軍、新四軍各將領指出：“日本為迫蔣投降之目的而發動此次小規模之戰爭”，“其目的僅在嚇蔣”；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險雖因蘇聯的堅強政策暫時被打破，但東方新慕尼黑危險卻日見增長。〔71〕31日，毛再致電周恩來指出：“英、美方針在西方是迫德反蘇，在東方是英、美、日、華妥協反蘇，時局之緊張空前未有。”6月8日，中央發出指示：“目前我對方針是著重于拉，中條失敗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6月17日，又致電周恩來，認為蔣可能到了“轉彎的時機”，周可以“找張季鸞、王蕓生開一次談判”，“向他們聲明只要不妥協不，我們是擁蔣（所謂中心）到底的，否則是蔣拒絕人家擁他”。〔72〕也就是說，此時決定正式肯定地答復蔣所將的第二軍：可以擁護蔣介石。
由上所述可知，這時配合對敵作戰是的基本主張，而且時勢的演化也要求配合作戰。6月9日，在總結這次戰役時，列出了自己的戰績：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軍配合當地群眾七千余人，開始大規模的破擊戰，截斷了敵之聯絡和交通。二、在白晉線日，八路軍在子洪口開始伏擊敵之汽車，在沁源南北，破壞鐵路三里多，從12日起，白晉線路已不通車。三、在正太線日八路軍攻占獲鹿以南之□□車站，并徑以東之微水車站，及壽陽、榆次、蘇家莊各車站。四、在同蒲線日，在（左山）縣原平間，破壞鐵路十余里，17日破壞大同以南宋家莊之尚布莊間之鐵路一段。五、在平漢線：破壞涿鹿以南之鐵路數段，在保定以北，炸毀敵火車一列，北平熱河間，炸敵貨車一列，我軍曾一度攻占水治鎮汽車站。六、在平綏線：攻占懷來以西之沙城堡車站，破路三里多，在蔚縣至張家口間，破壞敵之汽車橋一座。〔73〕由此可知，確實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說，特意為配合中條山戰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么大，時間也有些遲，因此并沒有達到明顯牽制敵軍的效果，也沒有得到方面的認可，加之戰報遲緩，使得重慶高層一度很“憤慨”。
《年譜》中的一則史料可以印證上述推斷。直到5月24日，一二九師的和才下達《第一二九師關于強化游擊集團的命令》，指出：敵人乘國際的變化與頑固親日派的皖南事變，正在全國舉行著軍事進攻，其重點在華北，有“掃蕩”中條山地帶友軍，再渡黃河與信陽地帶之敵策應以取洛陽、潼關的模樣，重慶、西安震動。我晉冀豫區之敵正強化“囚籠政策”，舉行總力戰，“我們的方針是：……（二）以野戰軍一部援助友軍作戰。（三）以野戰軍主力就現態勢整訓，待機作戰”。該命令還強調進攻自6月1日開始，以一個月為限。〔74〕這說明：直到5月24日，即中條山戰役即將結束的時候，一部分第一線的八路軍才正式部署作戰任務，而且只是以其中一部支援友軍作戰，主力則整訓，“待機作戰”。必須指出的是，造成上述情況的重要原因一是通訊聯絡不便捷，二是經過百團大戰之后，八路軍還沒有很好地恢復戰斗力。①
前面還提及，國共雙方早就為是否出兵配合作戰展開了一場輿論戰。5月13日，周恩來“列舉事實，向中外駁斥參政員許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團軍不配合對敵作戰’的謠言”。〔75〕此后，周恩來又一再要求澄清謠言，宣布并發表八路軍配合作戰的事實。5月28日至31日，周恩來連續致電毛澤
，建議采取針鋒相對的辦法：“（一）向發表聲明，向國民軍事委員會提出質問；……（三）分別答復國民參政員邵從恩、張瀾等，揭破敵人陰謀，說明事實真相，指出目前戰果證明第十八集團軍在不發餉彈情況下仍抗戰耗敵，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請餉彈，以便擴大戰果，電文送中央社發表，用以向海外廣作宣傳，同時發社論；（四）華北作戰抓住要害，給敵嚴重打擊，以影響國內外。”〔76〕電文中的第三點說明張瀾等中間派人士這時仍在質問出兵沒有，第四點則說明出兵的力度確實不夠，沒有給日軍造成“嚴重打擊”，因此也不能影響國內外。
1941年1月19日，蔣介石日記記曰：日本方面雖對蔣“解決新四軍案表示驚異，且有佩服之意”，卻“甚望此事之擴大與不即了結”。〔78〕3月6日，因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蔣介石在參政會上嚴厲批評。3月11日，汪偽政權要角周佛海在日記中說：“渝方與共黨已公開決裂，共黨代表不出席參加（政）會，則提出要求多種，蔣向不公開指責共黨，此次在參政會演說，竟公開攻擊。此時渝共決裂，兩均不利，何以竟至此種情形？殊堪注意。”〔79〕連周佛海都認為國共決裂“兩均不利”，可見問題之嚴重。而正是因為國共沖突的嚴重化和表面化，使日本感到有機可乘，并企圖使雙方的矛盾繼續加深。
如前所述，在中條山戰役期間，日軍并沒有放松對八路軍的“囚籠戰術”，而八路軍也一直在進行破襲戰。但為了挑撥國共關系，日軍的確散播了八路軍不與日軍沖突的謠言。
5月16日，周恩來就“向美國通訊社聲明：外傳所謂‘八路軍不抗日，打中央軍’之說，全系日寇造謠中傷”。〔80〕次日，徐永昌日記記曰：“倭十六日廣播，日軍發言人秋山稱……日軍與共產軍是素不彼此攻擊。”〔81〕
5月28日，《解放》發表社論《謠言與煙幕》，指出：最近，所謂“十八集團軍集中晉北，不與友軍協同作戰”的謠言廣泛地、有計劃地傳布著。而“這個謠言的最初散布者乃是專長此道的個中老手——（日本）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軍事攻勢，而同時卻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謠言攻勢。……謠言攻勢在挑撥國共關系，描畫一幅黯淡的畫圖來嚇你說，你看國共關系惡劣至此，自力更生，還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82〕點出了一個重要事實：這個謠言的最初散布者是日本的同盟社。 永昌日記又說：“上海三日電，倭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宣布日軍已圓滿結束晉南戰役，中國共產軍與閻錫山軍皆無動作，日軍目的既在予中央軍以致命之打擊，故亦未進攻共軍與閻軍云云。”〔83〕
綜上所述可知，此次戰役期間，日軍確實多次散播“與日軍從不沖突”的謠言，意圖挑撥離間，分化抗日陣營，而且這種謠言也確實發生了一定的作用。
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一度主張強硬，并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由此引發了極大的反彈，不僅因此采取堅決的政治攻勢，而且蘇、美、英等國也擔心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因此給予蔣介石較大的壓力。隨后蔣在政治上采取和緩手段，希望緩和局勢。但在堅持政治攻勢的情況下，雙方談判破裂。蔣隨即決定采取軍事措施，準備進攻陜北。只是由于進攻陜北存在諸多困難，蔣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但蔣也因此疏于防范日軍進攻中條山。中條山戰役發生前后，在日軍的強大壓力下，蔣采取多種方式“請”出兵配合作戰。蔣一開初用的是激將法，毛也認為蔣用的是激將法；到5月11日蔣則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蔣發現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沒有起作用的時候，再次使用了激將法，用《大公報》發社論和中間勢力致電呼吁的方式請出兵。另一方面，在5月21日之前，蔣請出兵的真實意圖就是讓出兵配合作戰，以利中央軍守住中條山；在此之后，中央軍已經開始轉移、撤退，卻仍然呼吁出兵，很可能就是想借機消耗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
變剛剛發生的時候，一度主張在政治上、軍事上采取全面的大舉反攻，但在等人的勸說下，并考慮到時勢的不允許，隨即改取“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的方針，和蔣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政治斗爭。當得知蔣可能進攻陜北之后，也積極展開軍事上的防備工作，可以說4月中下旬雙方的軍事關注重點都放在陜北了。中條山戰役前夕及此后，積極地、肯定地回答了蔣要配合對敵作戰的要求，只是很不滿意蔣用“激將法”的方式來請，而不愿給命令、給餉彈。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愿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軍將矛頭轉向八路軍，使元氣尚未恢復的八路軍實力再度受到削弱。由于多種原因，出兵的行動較遲，力度也不夠，不能給日軍以嚴重打擊，未能達到幫中央軍守住中條山的效果。
無論如何，正是在皖南事變之后，國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則共事難成”的局面，〔84〕使得中國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極大影響。6月9日，在總結晉南戰役的教訓時也指出：“晉南方面，由于我方存在著種種內在的弱點，故使敵人暫時的占了上風。這些弱點中，主要的一個，就是。結果，使得內部不團結，將士無信心，所以吃了大虧。”〔85〕
〔1〕廿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提示案〔a〕.中國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四）〔z〕.1985.229.
〔5〕 中央關于目前時局的決定(1941年1月29日)〔a〕.中央檔案館.選集：第13冊〔z〕.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29.
〔7〕〔16〕〔21〕〔46〕〔62〕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m〕.公安部檔案館編注.群眾出版社，1991.198；188-189；198；207；203.
〔9〕 顏惠慶.顏惠慶日記：第3卷〔m〕. 上海市檔案館譯.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312.
〔10〕朱自清全集：第10卷，日記編（下）〔m〕.朱喬森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98-99.
〔11〕關于在國共關系僵局中對的策略致周恩來〔a〕.中央檔案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z〕.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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