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歐洲實體經濟空心化與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高福利高消費和制度缺陷是導致歐債危機必然發生的根本原因。歐債危機使歐元嚴重貶值并對我國出口造成嚴重沖擊。因此，我國的經濟發展應將以出口拉動型轉變為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實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和福利制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政策措施，正確認識和發揮在市場中的作用，積極預防地方債務風險。
中圖分類號：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4-0009-04早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產，進而使美國金融危機升級、金融海嘯達到空前高潮，此時，歐洲也拉響了主權債務問題的警報。繼歐美大型金融機構落難后，歐亞小國——冰島的國民經濟和銀行一同卷入金融危機漩渦，整個瀕臨破產，成了被美國次貸危機掀起的金融風暴刮倒的第一個主權。隨后“多米諾骨牌效應”顯現，以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沿岸為代表的中東歐多國主權信用評級遭到下調，外債壓力驟升，貨幣全面貶值，股價跳水，銀行相繼倒閉。只是鑒于這些多為歐洲“邊緣”，經濟影響力較小，危機救助及時，其主權債務問題并未突顯出來。2009年12月爆發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徹底拉開了此次歐債危機的序幕。為幫助希臘走出危機，2011年5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啟動經濟救助機制，向希臘提供總額1 100億歐元貸款。但外部的救援并沒有擋住債務危機蔓延的步伐：2010年11月，愛爾蘭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3月，葡萄牙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8月，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國債收益率急劇上升，成為受“多米諾骨牌效應”影響而倒下的“兩塊新牌”；2011年9月，由于imf和歐盟認為希臘年內財政赤字控制的目標難以實現，對希臘第二輪救助一度面臨擱淺，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
近年來，歐元區經濟增長緩慢，大多成員國因維持高福利等而需要加大支出，被迫發行國債，給自身造成了沉重的債務負擔。相關數據顯示，歐元區自成立起財政狀況皆為赤字。雖然歐元區的債務問題突出，但并沒產生大規模的危機，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點燃了歐債危機的導火索。
次貸危機進而演變為金融危機，不僅給美國經濟帶來了災難性打擊，還因資本國際化和美元霸權化而殃及到了其他，進而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造成各國經濟發展低迷，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諸如經濟急劇衰退，財政收入大幅降低。歐洲一些希望扭轉經濟發展的頹勢，不得不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救市，支出激增，這使得本就繁重的債務負擔進一步惡化，而一系列救市計劃并沒有使經濟好轉，使得財政陷入惡性循環，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終演變成了歐債危機。但是從數據來看，歐元區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均小于美國（2010年歐元區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分別為-6.2%與85.3%，美國則為-10.3%和94.4%）①，卻發生了主權債務危機，這與歐元區聯盟的性質不無關系。美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實施統一的財政政策，而歐元區是一些組成的聯盟，貨幣政策是統一的，財政政策卻是分散的，成員國間財政轉移極為有限，成員國對他國債務并不承擔償還責任，因歐元區履行最后貸款人職能，機構缺失而債務沉重的又無力償還債務，由此主權債務危機必然發生；同時，歐元的流通使用起始就缺少對成員國的制度性約束，資本在聯盟內可以自由流動，不發達成員國利用較低的成本獲得資本流入以彌補經常項目逆差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也會為其帶來負效應，在財政赤字的外部約束被削弱，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尤其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負效應極易顯現并被過度放大，嚴重時就爆發了債務危機。
基于以上分析，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歐元區沒有統一財政政策的隱患凸現并被過度放大是引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
由前文分析我們可知美國次貸危機是引發歐洲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但它只是各種矛盾激化，危機爆發的催化劑。即使次貸危機沒有發生，債務危機的隱患也早已存在。究其根源，實體經濟空心化與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高福利高消費和制度缺陷是導致歐洲債務危機必然發生的三個重要因素。
實體經濟產生反作用。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全球化是以歐洲的要素即資本、技術、知識和勞動力跨越大西洋的相對全面的全球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全球化則是以資本全球化為核心的絕對全面的全球化，由于資本具有逐利性，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及其推動作用，使得發達資本在國際范圍內尋求價值增值和壟斷利潤，實現其對世界資源的瓜分，為此，發達還積極倡導并引領了貿易自由化、金融擴張化、美元霸權化和證券國際化的潮流。資本全球化又使得金融進一步得到發展，金融的迅速擴張促進了虛擬經濟的繁榮，其對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為了快速地獲得超額利潤，發達過度放大了虛擬經濟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本國勞動力成本增加、保護本國資源以及資本的逐利性，發達通過跨國將低端高消耗產業轉移到新興，而規模不斷縮小的實體經濟導致其國內失業率提高，勞工工資的增長遠遠跟不上資本回報率的增長，國民貧富差距擴大，國內矛盾加劇；另一方面，發達在實體經濟規模不斷縮小的同時對虛擬經濟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歐元區金融資產占gdp的比例從1995年的180%上升至2005年的505%。②由此可見，歐洲虛擬經濟不斷擴張，投機需求不斷增大，高收益率使得資本不斷從實體經濟部門向股市、房市轉移，高成本使得資本不斷從本國實體經濟部門向新興轉移，導致了實體經濟規模縮小，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引起貨幣購買力提高，匯率被高估，形成泡沫經濟，同時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如果價格上漲預期逆轉，就會導致泡沫經濟破裂，引發嚴重的債務問題和經濟衰退，最終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可以說，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是引發這次歐債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2. 高福利高消費為財政帶來沉重負擔。歐元區多為高福利，高福利制度確實為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也使得公共債務日益加重。高福利制度間接導致居民惰性膨脹化，缺乏工作意愿，而高消費又使得居民要求勞動獲得更高的報酬，無形之中在勞動力市場設置了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從而扭曲了勞動力市場，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此外，支撐高福利所需的高額稅收不僅減少了企業利潤，更使得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紛紛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新興，進一步導致本國實體經濟規模縮小。同時，歐洲各國選舉的參選黨派都把更高的福利作為承諾，如果競選成功兌現承諾，又會導致債務增加。這些因素循環往復，相互影響，使得歐洲財政赤字越滾越大。有遠見的學者早已看到了其中隱藏的危機，呼吁改革，但是已經習慣于高福利的民眾抗議示威，除了歐盟各國都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改革以外，涉及到一些根本問題的改革則阻力重重，最終導致歐債危機爆發，至此危機國才意識到沉重的債務所帶來的危害。
3. 制度缺陷導致經濟行為缺乏約束。制度是人為設計的、型塑行為主體互動關系的約束，其可以減少不確定性，歐元區建立伊始制度設計安排的缺陷就大大增加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為債務危機埋下了隱患。首先，如前所述，歐元區采取統一的貨幣政策，但是財政政策是各成員國獨立實施的，使得各國在調節本國經濟時只能運用財政政策，而從相關理論和經濟發展的經驗看，調節經濟運行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要相機選擇、配合使用的，歐元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實施主體的不一致使得各成員國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捉襟見肘，難以扭轉經濟下滑的頹勢；其次，歐元區統一的貨幣使得資本能夠在成員國內自由流動，大大降低舉債成本，而歐盟又沒有制定相應的制度約束資本在國與國之間的流動，導致一些財政赤字通過區內其他順差國的資本輸入平衡財政，更加放松對債務規模的控制；再次，制度軟約束導致逆向選擇，為了保證貨幣聯盟的穩定，歐元區制定了制度以規范各成員國的行為，其中《穩定與增長公約》明確規定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不得超過本國gdp的3%和60%，并設立“不救助”的條款作為懲罰機制，但是從表1數據可以看到，發生債務危機的希臘、葡萄牙、西班牙近年來的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大多在公約限定的范圍之外，尤其是希臘（2001年1月1日加入歐元區）加入歐元區前就不滿足公約的規定，在危機爆發之前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仍在持續上升，這些并沒有因為不斷膨脹的債務負擔受到懲罰，反而在危機爆發后得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不救助”條款最終
放棄，正是制度的軟約束，使得懲罰機制不可置信，導致希臘等繼續大量舉債；最后，高收益使得大量資本涌入金融市場，由于寬松的監管機制，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高風險的投機者，同時，大量的金融產品交易又發生在不受監管的店頭交易市場，這都大大降低了市場抵御沖擊的能力，因此金融監管機制不健全導致虛擬經濟過度膨脹，不確定性增大是引發危機的一個隱患。
歐洲對我國經濟極為重要，是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我國已接近高對外貿易依存度，出口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經濟的衰退必然導致歐洲的消費信心和實際消費減少，以致影響我國出口貿易，有研究表明，歐美經濟增長每降低1%，我國出口增長就會下跌6%。③同時，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持續疲軟，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增強，而貨幣的升值對出口也會產生負效應，這無異于對我國的出口貿易又蒙上了一層陰影，加之我國不斷下調出口退稅率，對目前處于產業結構調整下的出口制造行業來說，更是舉步維艱。我國在國際國內環境堪憂的情況下，經濟已形成明顯的下行壓力，可以預見，若歐債危機遲遲得不到解決，那么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更深遠的負面影響。
截至2011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3.181 1萬億美元④，美元、歐元和日元是我國主要持有的外匯儲備，與此同時，2011年總理明確表示我國已經將更多新增外匯儲備用于購買歐元資產，是歐洲主權債券市場的長期投資者，與法國總統薩科齊會面時也表示中方將繼續把歐洲作為主要投資市場之一，這表明我國持有的歐元資產還有增加的趨勢。而歐債危機的發生導致歐元貶值，使得我國持有的歐元資產大幅縮水，但是由于外匯儲備規模巨大又不能拋售外匯儲備，這將使得我國經濟利益蒙受巨大損失，也給我國對歐洲增加投資增添了阻力。
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助推力就是投資需求。2010年我國利用的歐洲外商直接投資為59.218 3億美元⑤，屬于外資的主要來源，而歐洲經濟的衰退使得來自歐洲的投資者的財富縮水，并伴隨經濟下行預期，導致投資者信心不足，減少投資，雖然相對于歐債危機起始的2009年，2010年的歐洲外商直接投資有所增加，但是增幅遠低于其他地區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同時，歐洲經濟的衰退還會導致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從而沖擊我國能源和原材料企業的利潤、和投資，打擊本國投資者信心。可見，歐債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會對我國來自國際和國內的投資需求產生影響，這會嚴重影響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并且投資的減少也會產生諸如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縱觀歐美發達經濟發展史，特別是歐債危機的爆發這一歷史事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與轉型具有重要的啟示。
長期以來，投資和出口是驅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而在投資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民間資本大多投資在高成本高污染的制造業，這樣的增長方式易受到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且資源約束壓力大，難以維持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反觀消費需求，多年來居民消費僅占我國gdp的30%左右，但是大多數發達的居民消費需求在幾十年前就已達到本國gdp的50%以上，其中美國2010年居民消費占到gdp的80%，這充分說明消費為發達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活力，產生了內生增長機制。因此，在未來的轉型中，我國要重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經濟增長由投資導向型轉為消費導向型，但消費導向并不代表完全忽略投資和出口的作用而一味地追求高消費，我們也看到發達的高消費對經濟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投資、消費與出口的質和量。投資方面，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高端技術產業，并形成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將制造業方面的投資向欠發達地區轉移，這樣既能降低投資成本，又能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消費方面，在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同時，著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實現人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即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雙提高。以美國為例，其居民服務性消費占到居民消費的60%以上，體現了服務業對提高消費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國應適當擴大服務業規模，以促進消費規模的擴張；出口方面，對企業推出優惠政策，并推動東部沿海地區出口貿易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金融是我國大多城市為促進經濟增長而大力發展的產業之一，其主要是對經濟發展起到支撐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要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活力，鼓勵個人創業需要有規范的投融資平臺支持，這也是金融業快速發展的應有責任。雖然金融不等同于虛擬經濟，但是金融業的繁榮為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我國在股票和房地產市場都出現了過熱現象，投機需求過剩，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以及剛剛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西班牙都因為房地產的泡沫對經濟產生了嚴重危害，我們要防微杜漸，預防此類現象的發生。不過，我們不應看到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會引發嚴重后果就對其望而卻步，它對實體經濟也有正效應，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實現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對虛擬經濟進行調控以使其適應實體經濟的發展階段、水平、結構和規模，充分發揮它對實體經濟的正效應，如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支持，促進資源有效配置，提高的經濟效益，并通過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由此可見，虛擬經濟不僅能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還能為提高消費提供動力。
我國消費處于較低水平不僅與人民的消費理念有關，還與高昂的教育、醫療、住房等支出有關，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是產生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由于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導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儲蓄，提高個人對貨幣的謹慎性動機需求。我國要逐步縮小貧富差距，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各項基本保障制度。歐洲高福利制度極大地促進了戰后歐洲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實也驗證了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經濟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歐洲高福利制度所帶來的高成本，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引起歐洲制造業向外轉移，使得本國實體經濟規模縮小，導致債務加重，社會保障計劃難以為繼。因此，我們要引以為鑒，要使得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兼顧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進行漸進性改革。
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確信市場能夠自發調節實現自身均衡，但是經濟危機的殘酷事實告訴我們對經濟的調控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對自身在市場經濟中正確定位是至關重要的，要把握好干預的度，既不能過之也不能不及，干預過度就可能會出現前文提到的歐洲勞動力市場扭曲，而干預不及則可能出現陷入危機而一蹶不振的窘境。我國在應對2008年經濟危機時的干預計劃確實為扭轉經濟發展的不利局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這無助于未來經濟的發展。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階段，在市場經濟的重要角色是改革的推進者，制度的制定者，要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系。
歐債危機的爆發導致全球對主權信用的質疑，使得主權債務問題被廣泛關注。我國的公共債務還未達到國際警戒線，系統性風險尚不存在，但是我國中央應加大對地方債務的監管。多年來，地方為了政績，促進經濟發展，大多采取的是投資拉動的措施，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不乏一些重復建設項目，加之為了配合應對經濟危機采取的四萬億元刺激計劃也引起了地方債務規模激增，而地方的財政來源主要是土地出讓收入，融資也大部分來源于銀行，由于房地產市場的火爆而獲得的大規模土地出讓金使得地方債務問題并沒有顯現，但是這并不能代表對其置之不理，近兩年加大了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少，并且房地產投資也是推動各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對房地產的調控以及經濟持續的下行壓力必然導致地方稅收收入減少，從而影響地方財政收入，現如今已進入地方債償債高峰，若地方出現困境，為了防止市場波動，最后買單的還是中央。鑒于此，我國需要建立預防地方債務風險的有效機制，引導各地
②王西民：《債務危機：困境、根源機器解決機制——發展中與發達的比較分析》，《財經科學》，2012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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